2026年9月17日，澎湃新聞刊登評論文章《言短意長｜博士人數超過驢的存欄量？荒誕之說可休矣》，回應的是當月一篇在朋友圈廣泛流傳的網文。該網文的核心對比是：中國累計培養博士人數預計達到120萬，而驢的存欄量預計跌破120萬頭。網友的調侃是「學歷和養驢的最大公約數是120萬」。這則段子在傳播層面成立的原因很簡單，它用兩個碰巧相等的數字製造荒誕感。但從統計與人力資本的角度拆開看，這個對照在方法論上站不住腳，而它遮蔽的，恰好是博士教育真實的規模帳與結構帳。
先修統計口徑：存量累加值不能對時點值
這組對比的第一個錯誤在於口徑混用。「累計培養博士人數」是1981年國務院批準首批博士點以來四十餘年的歷史存量累加，反映的是一個世代的總產出；「驢的存欄量」則是特定年度的時點值，反映的是當期活體數量。把四十年的累計值拿去對某一年的時點值，等於拿一條河的總流量去對一座水庫的當前水位，數字碰巧接近純屬巧合，不構成任何實質結論。
真正用來衡量一國博士教育規模與密度的通行指標，是每百萬人口中博士或同等層次教育人口的佔比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顯示，2020年中國25歲及以上人口中，博士或同等層次教育人口僅佔0.12%；同期美國為2.09%，德國為1.51%，英國為1.08%。換算下來，中國的博士人口密度約為美國的十七分之一、德國的十二分之一。另據不完全統計，中國博士佔總人口比例不足0.1%。以密度指標衡量，「博士過剩」的前提並不成立。
規模帳：2025年招生首破20萬、畢業首破10萬
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，2025年全國在學博士生人數為75.36萬人，當年博士招生首次突破20萬人，畢業博士生首次突破10萬人。這組數字需要放在兩個座標系裡讀。
第一個座標是歷史縱軸。自1981年首批博士點設立以來，中國博士教育從精英階段逐步進入大規模培養階段，2025年招生突破20萬人，是「十三五」以來理工農醫、基礎學科與新興交叉學科擴招導向的直接結果，對應的是2035年建成教育強國、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目標。換言之，這一波擴招有明確的需求端牽引，屬於人力資本的前置投資，而非供給端的盲目放量。
第二個座標是結構橫軸。公眾之所以產生「身邊博士越來越多」的直觀感受，原因在於分布高度集中。北京、上海、廣東、江蘇、浙江等經濟發達地區，憑藉科研機構密度與產業資源，吸納了超過一半的博士畢業生。這意味著在特定城市與特定行業（高校、科研院所、頭部科技企業）的局部勞動市場裡，博士供給的競爭強度確實在上升；但放到全國口徑與人口密度口徑，總量依然偏低。局部擁擠與總體稀缺並存，這才是「博士多還是少」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結構。
影響推演：誰受惠、誰承壓、透過什麼機制傳導
沿著這個結構往下推，傳導鏈大致是三層。
對僱主端而言，博士供給在優質崗位上的集中投放壓低了高學歷勞動力的議價溢價。高校教職與科研編制的增速跟不上畢業生增速，10萬名年度畢業博士面對的第一個市場現實，是傳統學術軌道的容納率下降，流向企業研發崗位與非學術部門的比例持續上升。這對半導體、生醫、新能源等研發密集產業是人才紅利，用人成本曲線下移、招募池加深。
對博士生個體而言，承壓點在培養週期的機會成本與心理成本。原評論引述的文獻研究指出，博士生抑鬱傾向顯著高於其他學生羣體，成因涵蓋導師關係壓力、研究困境與出路不確定。多數在讀博士的生活軌跡是從學校到學校，缺乏應對複雜社會情境的緩衝經驗，支持體系的缺口是真問題，而且是被「過剩」標籤掩蓋的真問題。
對政策端而言，評論作者（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博士研究生）提出的「學歷祛魅」指向的是定價機制而非數量機制：博士學位不應被等同於體面工作的通行證。當學歷的訊號價值向能力驗證的訊號價值移轉，終身學習能力成為對抗折舊的主要變數，知識更新速度越快，任何一次性學位的保質期越短。
收束判斷
「博士超過驢」是一個統計巧合包裝成的公共情緒，它把口徑錯配的數字對照，當成了學歷通膨的證據。密度數據顯示中國博士人口佔比仍處於0.12%量級，與已開發經濟體的1%至2%之間存在一個數量級的差距；年度10萬的畢業規模對應的是戰略層面的人才儲備需求。真正值得記帳的，是局部市場的崗位競爭加劇、博士生的心理健康成本，以及學歷訊號定價體系的重估。段子會過期，這三本帳不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