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案起訴3人、22名委託人、25名新生兒：臺中訂製嬰兒案，攤開的是代理孕母這塊法外市場的定價結構

臺中地檢署於2026年9月21日公布起訴一個橫跨臺灣、馬來西亞、泰國運作的「訂製嬰兒」集團。檢方認定，該集團自2025年2月至2026年6月間接受22名臺灣男性委託，安排取精、取卵、胚胎植入與來臺生產，期間共有25名新生兒在臺灣出生，每名收費約新臺幣200萬至450萬元。起訴罪名是《人工生殖法》第31條的意圖營利從事生殖細胞居間介紹罪嫌，被起訴者3人，另通緝一名陸籍幕後負責人。

一組數字先看規模：22名委託人對應25名新生兒，代表部分委託產出多胞胎或重複委託；以單價200萬至450萬元估算，這個集團在約17個月內的帳面流水落在新臺幣4,400萬元至1.125億元區間。這筆錢買的是一條被現行法律切斷的服務鏈：媒合、醫療、孕母、入境、生產、登記。禁制愈完整，地下市場的定價愈高，這是理解本案的第一層。

制度前提：現行人工生殖法把懷孕者限於妻子

《人工生殖法》2007年施行以來，制度核心一直沒有改動。第2條把「受術夫妻」定義為夫及妻，且以妻能以自己的子宮懷孕生產為前提；第11條進一步要求夫妻經檢查評估，一方有不孕症或有重大遺傳性疾病風險，且至少一方有健康生殖細胞，醫療機構才得施行人工生殖。

換句話說，合法的人工生殖路徑裡，懷孕生產者只能是受術妻子本人。法律沒有為第三人代孕設計醫療許可、契約效力、親子移轉或責任分配的任何環節。臺北地檢在法制說明中也明言，現行法令只允許妻子自行懷孕，尚無代理孕母規範。這不是執行面的從嚴解釋，是制度設計上直接缺席。

禁制條文還有兩條值得單獨看。第16條禁止選擇胚胎性別，僅遺傳疾病情形例外，這正是商業化「訂製」訴求直接撞上的牆；同條第8款禁止使用境外輸入的捐贈生殖細胞，等於把境外生殖材料的回臺環節也封住。第31條則處理營利買賣與居間介紹的刑責，這次臺中案起訴的就是這一條。

跨境安排的四層帳：境外完成不等於臺灣承認

臺中案的運作模式是境外取卵、境外植入、臺灣生產。這種流程的設計邏輯很清楚：把最容易被臺灣法制攔截的醫療行為移到境外，把親子身分的落地留在境內。但從法律效果看，跨境安排至少要分四層檢查，每一層的成本與風險由不同人承擔。

第一層是臺灣境內的營利仲介行為。這一層已被檢方鎖定，《人工生殖法》第31條的居間介紹罪是主要武器，也是本案起訴的基礎。

第二層是境外取卵與植入的當地法規。泰國2015年立法禁止商業代孕，僅允許符合嚴格條件的親屬間非商業代孕；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法體系對第三方生殖另有限制。境外環節是否合法，取決於行為地的認定，臺灣委託人對此幾乎沒有控制力。

第三層是親子身分。法務部函釋曾表示，依臺灣民法，分娩者與子女的母子關係因分娩事實而發生；提供卵子的一方不能只靠遺傳關係就被當然視為民法上的母親。這代表DNA鑑定能證明血緣，卻不能單獨決定法律上的母子關係，個案還要疊加泰國法律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的準據法判斷。對花費數百萬元的委託人而言，這是最難事先定價的一層風險：付了全額，拿到的可能只是一份血緣報告。

第四層是回臺後的出生與身分登記。若再加上觀光名義入境、在臺生產、認領登記等安排，同一個案可能同時觸及移民、戶政、刑事與親子身分四個法域，每一個環節的文件瑕疵都可能讓整條鏈的末端成果無法落地。

地下市場的定價邏輯：禁制的完整性決定溢價

把200萬至450萬元的單價拆開看，其中相當比例對應的不是醫療成本，而是法律風險貼水。合法試管嬰兒療程在臺灣的單週期費用約在新臺幣10萬至30萬元等級，跨境商業代孕的報價是它的十倍以上，溢價來源包括孕母補償、多國仲介分潤、文件處理，以及最關鍵的：被查獲的預期成本與刑責風險，全部內嵌在售價裡。

需求端則是真實存在的。單身男性、同性伴侶、不孕夫妻中妻子無法懷孕者，這三類人在現行法下都沒有合法取得子女的生物路徑。供給被禁止，需求未消失，結果就是價格往上走、品質無法監管、糾紛沒有法庭可去。22名委託人在17個月內出現於單一集團，顯示這不是零星個案，而是有穩定客源的市場。

修法進度：代理孕母另案處理，擴大適用對象先走

行政院2025年12月通過《人工生殖法》修正草案，重點放在擴大適用對象，納入已婚女同性伴侶與未婚女性，並加入子女最佳利益評估、血緣認知權與醫療機構管理。衛福部的修法說明列出了這些方向。

立法院2026年7月16日完成的部分，只初審到第13條，後續條文尚未完成審議。公視報導並指出，代理孕母相關規範不在這次修正範圍內，另案處理。截至2026年9月22日，臺灣現行法仍然沒有代理孕母的合法施行流程。

這個修法節奏本身就說明市場結構：適用對象擴張是爭議較小、共識較高的先手棋；代理孕母涉及身體商品化、親子身分認定、孕母權益保障與跨國執行等爭議，被刻意留在後段。修法空窗期愈長，地下市場的營業窗口就愈長。

誰受惠、誰承壓

從影響傳導看，這個格局下的受惠者是境外的代孕產業鏈與地下仲介。泰國在2015年禁商業代孕後，部分仲介網絡移往寮國、柬埔寨等監管更寬鬆的地區，再以醫療觀光名義回流，這是東南亞已經運轉多年的格局。承壓者則有三組：支付高額風險貼水卻可能拿不到法律身分的委託人、法律地位完全取決於契約與當地法規的孕母，以及出生後身分登記懸而未決的25名新生兒。孩子的國籍、親子關係與戶籍，在制度補上之前，只能逐案處理。

醫療機構也在這條傳導鏈上。合法生殖醫學中心受第11條與第16條約束，無法承接境外生殖細胞與代孕需求，等於合法供給被封死，需求外流；而地下流程中若有臺灣醫療人員參與植入或接生，則面臨執業與刑事風險。這與我們先前在微軟與索尼的關稅退款歸屬之爭看到的結構類似：規則的空白地帶，最終由資訊弱勢的一方支付成本。

收束判斷

回到最初的數字。一個集團、17個月、22名委託人、25名新生兒、最高450萬元的單價，這組數字描述的市場規模不大，但它量測到的制度缺口很明確：需求存在、供給非法、風險由最沒有議價能力的一方吸收。臺中案的起訴會壓制部分仲介活動，但只要《人工生殖法》的修正停在初審第13條，代理孕母持續另案處理，這塊法外市場的定價基礎就不會改變。修法完成之前，任何「包生」服務的報價，買的都不是醫療，是風險的轉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