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個官方從未承認的詞，為何能替幾千萬份履歷定價

「我國從來沒有第一學歷這個概念」再次衝上微博熱搜。這句話並非本週的新聞，教育部門過去數年已多次在公開回覆中表態：學歷管理體系中不存在「第一學歷」的正式劃分，招聘環節以此設限缺乏政策依據。問題在於，官方否認了十幾年的詞彙，至今仍穩定存在於企業篩選履歷的實務裡。一個沒有法定身分的概念，能夠長期運作，必然是因為它在某個環節替某一方省下了真金白銀。

這篇文章要算的，就是這筆帳：篩選成本由誰支付、透過什麼機制轉嫁、以及它如何反過來重塑了升學市場的需求分層。

先把規模拿出來看

把時間軸拉長，中國高校畢業生的供給曲線在過去十年近乎垂直上移。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，2020年高校畢業生規模為874萬人，2024年達到1179萬人，2025年進一步增至1222萬人，五年間增幅約四成。

同一時間，研究生招生也在擴張。根據教育部統計公報，碩士研究生招生人數從2019年的約81萬人增至2023年的逾百萬人，全國在學研究生總數在2023年已突破380萬人。與此對照，考研報名人數在2023年達到474萬人的高點後連續回落，2025年降至388萬人，2026年繼續下滑。報名人數往下走、錄取規模仍在高位，代表每一個崗位收到的履歷裡，碩士學歷的密度只增不減。

供給膨脹，而優質崗位的成長跟不上，篩選就從「看能力」退化為「看標籤」。這是「第一學歷」一詞能長出經濟基礎的土壤：當一個職缺收到上千份履歷，招聘方對每一份履歷的平均審視時間被壓縮到以秒計，任何低成本的分類變數都會被市場 seizing。「本科出身」恰好是一個全樣本覆蓋、格式統一、無需驗證的變數。

篩選成本的轉嫁機制

「第一學歷」的本質，是一種由求職者單方面吸收的篩選成本外部化。

標準的勞動經濟學框架裡，企業篩選候選人有兩條路：一是投入評測資源，用面試、筆試、試用期去估計真實能力，成本由企業承擔；二是使用既有訊號做代理判斷，成本低但誤差大。「第一學歷」篩選屬於第二條路，而且它的誤差成本並不落在企業頭上，而是落在被誤判的候選人身上。一個本科出身普通、碩士就讀頂尖院校的求職者，在標籤篩選下被系統性折價，這個折價不會出現在企業的損益表上，卻真實存在於個人的薪資曲線裡。

傳導鏈因此很清楚。企業端受惠：用零邊際成本完成初篩，招聘週期縮短。頭部高校的本科學位受惠：它的訊號溢價被拉高，直接反映在高考志願填報的錄取分數線上。承壓的一端是「雙非」本科疊加碩士名校的羣體，投入三至四年時間與數萬至數十萬元的讀研成本，換來的訊號修正幅度低於預期，投資回報週期被拉長。另一端承壓的是考研培訓與升學服務機構：當「考上碩士就能洗履歷」的敘事失效，付費意願首先被侵蝕，這與考研報名人數連續兩年下滑的曲線方向一致。

詞彙的生命週期，對照官方的否定週期

值得注意的時間結構是：官方否定這個詞的頻率，與這個詞的市場使用強度同步上升。教育部相關部門早在2014年前後就曾在互動回覆中表示「第一學歷」非規範用語，2021年再度重申，其後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新一輪熱搜。否認次數越多，恰恰說明市場使用越頑固。

一個對照組是「985、211」。這兩個工程名稱在2016年前後已由官方文件轉入歷史表述，被「雙一流」建設取代，但在招聘市場的實際話術裡，它們的使用頻率遠高於雙一流名單。這顯示篩選變數的存續不由政策命名決定，而由其分類效率決定：只要「985本科」仍是一個統計上有效的能力代理變數，企業就沒有動機棄用，無論官方如何更新詞彙表。

真正的轉折訊號，出現在供給結構鬆動的地方。部分地區的地方國企與公部門招聘公告近年已明確寫入「不將本科院校層次作為限制條件」，這是政策端試圖把篩選成本重新內部化給僱主的嘗試。但民營部門、尤其是履歷量最大的網路與金融行業，改變的速度取決於崗位供需比何時回到寬鬆區間，而非取決於任何一份指導意見。

收束判斷

回到熱搜那句話本身。官方「從來沒有這個概念」的表述在法理上成立，但一個詞的存廢最終由交易成本決定。在1222萬畢業生對有限優質崗位的結構下，「第一學歷」仍會是履歷市場裡最便宜的分類工具，否定它一百次也不會讓它消失。

會讓它鬆動的變數只有兩個：一是崗位供給相對畢業生規模的比值回升，篩選壓力下降；二是企業發現這個標籤的誤判成本開始大於篩選節省，例如碩士羣體足夠大之後，本科出身對入職後績效的解釋力持續衰減。在此之前，與其爭論這個概念存不存在，不如把它當作一面鏡子：它照出的不是學歷體系，而是當前勞動市場裡，定價權究竟握在誰手上。